地中海东岸的天空，湛蓝得让人眩目。 特拉维夫海滨地区一片矮小的办公楼群中，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大都穿着普通衬衫，拎着公文包。在安检时，他们显得与其他上班族无异。这里的大门从不标明单位名称，门口的铜牌上更是一片空白。在全球情报界，这个地方被称为“办公室”，听上去轻松自在，但在中东，这两个字足以让不少人夜不能寐。摩萨德，这个名字在西方媒体中被热捧了数十年。抓捕艾希曼、炸毁伊拉克核设施、窃取伊朗核资料，以及在迪拜酒店暗杀哈马斯高官等事件，确实让人瞠目结舌。这些故事被提起时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所有事件均发生在他国的土地上。这些“他国”往往是贝鲁特、大马士革，或是迪拜、安曼、突尼斯等中东城市，而没有一个是拥有全面社会控制力的大国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一个在低阻力环境中游刃有余的特工组织，若身处高密度社会，会是怎样的表现？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。1973年，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这个安静的小镇，冬天下雪厚重，街上几乎没有行人。摩萨德追踪慕尼黑惨案的幕后凶手，最终定位到这里。七名特工潜入此地，在街头枪杀了他们以为的目标，结果却是一名摩洛哥裔的服务员，根本与巴勒斯坦组织无关。枪声响起后，挪威警方在不到一周内便将七名特工全部逮捕。挪威虽然不是强国，其军队在欧洲也处于劣势，但它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元素：人口登记、现场勘查、政务程序等。这些就足以将摩萨德精心布置的行动毙于无形。
此事件在欧洲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，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瑞典等国相继排查，摩萨德在欧洲经营多年的暗线被彻底铲除。特工入狱，线人失踪，摩萨德的行动能力瞬间遭受重创。这便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在那些连基本治安都无法维护的地方，摩萨德可以神话般随心所欲，但一旦置身于有正规刑侦体系的国家，其掩藏的行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。
时间推移至2010年，在迪拜发生的事件。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在五星级酒店住宿，次日被发现死于房间，现场一片整洁，仿佛死因只是一场心脏病发作。然而，酒店走廊的监控摄像头没有放过任何细节。迪拜警方调取监控后发现，案发前后出现了十几张不同的人脸，有的化了妆，有的更换了发型，经过人脸识别一比对，确认都是同一团伙。二十六名特工的行动路径被拼凑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他们所使用的护照均是从西方国家普通公民的身份信息中克隆而来。丑闻一经曝光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爱尔兰、澳大利亚纷纷对此表示抗议。迪拜警方更是直言，这不只是一场暗杀，而是一堂被全程纪录的警示课。一个城市的监控系统将摩萨德的行动变作一场全球围观的闹剧。
如果这座城市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级市，结果将如何？在此问题探讨后，便不必再深入了。中国在这些年间建立起的治理体系并非单一的秘密武器，而是如同毛细血管般密布的治理网络。入住酒店需刷脸，乘坐高铁需实名，手机卡须与身份证绑定，快递收件需验视身份。陌生人进入小区时，保安必然会盯上几眼；在军事管制区附近逗留过久，巡逻车便会前往询问情况。更不要提那条12339热线，市民拨打后，线索能迅速进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核查流程。单个措施看似寻常，合并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网络。
摩萨德在中东游刃有余的手段主要依赖几项传统技艺：伪造护照、现金交易、租赁公寓藏身，以及策反当地线人。这套组合在治理能力较为薄弱的地方能够运转自如，但在中国，第一道关卡就会卡壳。你的伪造护照一旦被边检的生物识别系统识别出匹配不良，就会被立即查纠；租住公寓时，派出所的警察会很快上门登记人口流动；频繁使用现金的资金流动，会被反洗钱系统盯上；靠近禁止进入的区域时，监控及行为分析系统早已发出警报。
更何况，试图策反线人也并不容易。中国近年来的间谍案件中有一条规律尤为明显：多数间谍并不是被专业反间谍人员抓获，而是被身边的人举报。无论是同事、邻居、出租司机，还是快递员，哪怕是随口提问“最近怎么老往那边跑”，都可能成为线索的起点。面对十四亿人口，藏在瞬息万变的人海中，外籍特工无疑面临不小的挑战。
然而，摩萨德为何真正不敢在中国进行活动，归根结底还不在于上述这些因素。以色列国土面积较小，约两万多平方公里，与中国的某个地级市相仿。其人口不到千万，工业设施高度集中，缺乏战略纵深。以色列的生存依赖于美国的庇护，以及周围没有大国真正出手的局势。因此，以色列何以在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展开行动？
中以之间并无领土争端和历史仇恨，双方经济往来平稳，犹太人在中国几十年安然居住的历史在哈尔滨、上海、天津等城市今犹可见。虽然两国关系并不热络，但也绝不至于剑拔弩张。从纯粹的理性分析来看，摩萨德在中国的行动能带来什么收益？又将承担怎样的损失？一旦被捕，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外交冲击、经济制裁、科技合作中断，并可能影响以色列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。对于这个依赖外部环境的小国而言，代价实在难以承受。
